刘志明:回首杏林路,共话中研情

发布日期: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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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门医院 刘志明

1950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毛主席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4年,卫生部筹备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先后选调了32位著名中医药专家。我有幸被周恩来总理钦点入京,和蒲辅周等老前辈一同入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建院筹备工作,成为研究院第一批医疗科研人员,也是当时最年轻的,仅27岁。

一、防治疫病,中医有为

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之初,面临各种挑战,当时传染病肆虐全国,研究院勇挑重担,负责传染病的中医药防治工作。因为我擅长治疗热病,院里委任我负责全院八大组之一“传染病组”的创立和建设。“传染病组”成立之初,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又缺乏必备的科研条件,一切从零做起,从健全科研规章制度,到自己动手制作科研设备,我们全体一心,在实践中求发展,在失败中积经验。最终我们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传染病组”从无到有,并能初步担负起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职能。

建院次年,石家庄、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我受命于危难之际,率领全组成员主导全国中医防治乙型脑炎的工作,并在北京、浙江、辽宁建立起传染病医院。由于效果显著,在以后数次国内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中医均作为一支重要的防控力量参与其中。如1956年,中医药参与政府号召“消灭血吸虫病”;1957年,我参与了北京地区小儿病毒性肺炎的研究,中医药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003年“非典”肆虐时,院里多次组织抗疫防控措施,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为中医药防治非典献策献方,我致信吴仪副总理,推荐“非典”治疗方,获得了重视。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就灾后疫情中医药预防参考方案,参与研讨,形成感染后高热治疗、胃肠道疾病的治疗、灾后瘟疫预防与挤压综合症中医药防治方案,充分发挥中医药简、验、便、廉优势,贡献清热化湿、解散疫毒之经验方,为防止灾后瘟疫的发生贡献了一份力量。 对于此次新冠疫情,我从一开始就很关注其发展和动态。我主张以“驱寒气、逐湿邪、祛戾气”为本次治疗第一要义,选用“三消饮”“千金苇茎汤”“麻杏石甘汤”等进行加减施治。我和我们的专家团队治疗了六例对接的传染病医院的危重患者,按照我们提出的治疗方案,在中西医全力救治下,均已痊愈出院。六例危重患者中不乏进行了有创通气治疗的案例。中医抗击瘟疫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此次疫情病情复杂而且变化快,更应发挥中医个体化治疗的优势。

二、培育人才,杏林满园

作为中医研究院的见证人,亲身经历她的建立、发展壮大到辉煌时期,更能意识到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医教学一直以个别、分散的师带徒方式为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很难培养大量的中医药人才,无法满足中医药发展的需求。研究院建立之初,缺乏成熟的办学经验,更缺乏较为规范的教材。在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我先后主编撰写了《中医内科学简编》、《中医学》,成为全国医药人员学习中医内科的重要参考书。

建国几十年来,中医中药管理工作是大大发展了,但还远远不够,还存在不少问题。我深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赖于中医药人才培养,作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曾多次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案,呼吁全力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及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针对中医药行业的特殊情况,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医药事业,多次联合中医药行业同道,建议中医中药联合发展,共同促进;呼吁国家成立中医药专门管理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为了继承、发扬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学术思想,我积极倡导中医药高学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亲自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师承制学生数十人,在我的精心指导下,我的全国首批学术继承人刘如秀主任医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顺利出师,出师论文荣获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论文一等奖。如今我的学生们大多在国内外中医药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三、弘扬中医,走向国际

八十年代,中医药国际化是当时研究院的又一主要任务,我曾多次代表中医研究院应邀去日本、墨西哥进行学术交流并发表学术讲座。

1983年,我首次出访墨西哥进行学术交流,交流之余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为当地人民诊治疾病,疗效卓著,受到墨西哥总统的接见,为中医学在墨西哥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1987年,我前往泰国曼谷主持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医疗队员努力工作,在业务上精益求精,很受当地欢迎。中医学源远流长,对日本传统医学影响尤大,早在唐代鉴真东渡扶桑时,就把大量的中医书籍带到日本。近年来,日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手段研究中医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自认为中医的大本营在东瀛。

1989年,我曾率团赴日参加中日医药学术交流会议,与日本关东、关西、福冈等地的“医师汉方研究会”进行了学术交流。日本汉方医界的不少权威人士都为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而叹服。通过与日本医学界的接触,我看到了中华医药在日本的巨大影响,也增加了对国内中医学亟待发展的紧迫感。

改革开放以后,我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利用每一次出访机会,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弘扬中医药学术,努力将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在领略中医药神奇疗效的同时,理解、接受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只有这样中医药的特殊魅力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示出来。

四、精研临床,重视科研

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以临床、科研、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传承发展中医。以冠心病为例,临床发现冠心病以年老体弱者多见,其发病年龄与中医学肾元始衰的时间相吻合,人体衰老,肾元遗乏,导致心失资助、阴阳俱虚,方才诱发本病。我提出: 年老肾虚不仅为冠心病发生的始动因素,更是其发展、恶化的根源所在。据此提出,冠心病其本质属虚,因虚致实。故治疗原则应以补为主,以补为通,通补兼施,补而不壅塞,通而不伤正。治疗采用“补肾”、“通阳”、“祛邪”之法。我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创制出滋肾通阳之方药。其后,我指导学术继承人刘如秀主任医师组建科研团队,以滋肾通阳为治疗冠心病的切入点,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滋肾通阳方治疗冠心病的机制,并精研出冠心爽合剂。目前,冠心爽合剂已经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对于缓慢性心律失常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研究,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认为心肾阳气虚弱为其病机关键。针对病机特点,拟定“通阳活血”为该病治疗大法,临证运用,疗效显著。科研团队循此思路深入探究,经过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揭示了通阳活血方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机制,并成功研制出有效方药—强心复脉颗粒。该药现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已完成成果转让。

五、寄语

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尽管在现实中还面临诸多困难,但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新挑战,真心地关心人民群众在健康方面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做实、做深、做细、做透,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乘势而上,奋力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不辜负党和人民所寄托的殷切期望和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为做大做强中国中医科学院、建设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医药在维护人类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年轻医生们是中医药发展的后备军,要坚持在实践中求真知,于实践中得发展,做好人民群众健康的守护者。医院是医学发展的平台,应当继续引领和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创新的发展。在中医研究院建院65年之际,愿中医践行者和传承人能勇于担当、传承中医、发扬中医。